目前增城市客家居民已达30万之众，超过全市户籍人口的40%；在全市9个镇街中，均有客家人居住，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派潭、正果、小楼、荔城、增江、朱村、中新及新塘的永和、宁西等地区；在全市300个村中，纯客家村有90个，粤客杂居的有74个，合计164个，约占全市村落的55%。客家人迁入增城已经有千年历史，千多年来，客家人在增城的经济、社会等事业发展中，发挥出重要的作用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增城史前已经有人类活动，不久前在荔城街百花林发现的古石器就是明证，但客家人迁入增城却只有短短的一千多年。 据新编《增城县志·人口卷》记载，较早迁入增城的客家人是北宋进士古成之的祖父古全望家族，于南汉大有七年（公元934年）从广东河源迁至福和古屋，距今约1070年。在明代，又分别有邓、郑、潘、夏、罗、朱等姓氏客家人从外地迁入增城。可见，在明代以前，已经有不少客家人迁入增城。 客家人大批迁入增城，却是明末清初，这是被史学家称为客家人迁移第四次、第五次高潮期。编于清乾隆十九年（公元1754年）的《增城县志》记载了客家人明末清初入增的情况：自明季兵荒迭见，民田多弃不耕。入版图后，山寇仍不时窃发，垦复艰难。康熙初，伏莽渐消，爰谋生聚，时则有英德、长宁人来佃于增。对村落之残破者，葺而居之。未几，永安、龙川等县人亦悄悄至。当清丈时，山税之占业浸广，益引嘉应州属县人杂耕其间，所居成聚。而杨梅、绥福、金牛三都尤多。在这一时期，迁增的客家人有数十姓之多，来源既有江西、福建等外省的，但更多的是来自粤东、惠州及粤北等地的客家人，基本奠定了今天增城客家人分布的格局。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当时广东省建设厅编印的刊物《广东建设周报》曾刊登了一篇短文，主要是说客家有大种、小种之分，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，不少社会人士特别是客籍名人群起声讨，并引起社会矛盾。据深圳大学教授张卫东等专家论证，三大语种齐集的增城客家文化，有望解决这一历史悬案，因为增城客家人的口语中有“大种孤寒”等有关“大种”的口语习惯，这种习惯是其他地方客家人没有的，这是对大小种客家人的最好解释。 据广东省和香港两地客家文化专家考证，客家三大语种程乡、长宁、杨梅在增城均有，这在全国客家人聚居区是绝少的，增城客家文化特色十分明显，是研究客家文化最理想的地区。据考证，增城客家先民主要来自梅县（旧称程乡县）、新丰县（旧称长宁县）；程乡话以正果镇为代表，长宁话以派潭镇为代表；此外，在派潭个别村有一定数量杨梅话客家居民。由于三大语种齐集，互相交流，增城客家文化形成自己的特色，口语习惯与其他地方的客家人有一定区别，成为研究客家文化的宝库。 千年来，增城客家文化在保持原来的特色中，由于三大语种交流和与粤语交流，特色十分明显，主要体现在民居、山歌、狮舞等。增城客家民居由于与粤语居民交往较多，建筑有自己的特色，如目前广东唯一的七进祠堂等；增城客家山歌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---过山拉，这种客家山歌是其他客家地方没有的；而增城客家的猫头狮，又有别与其他客家地区的客家狮。这些特色客家文化，使增城客家文化引起了不少专家的重视，连韩国、日本及香港、台湾的专家也十分感兴趣，专程到我市考察研究。 千多年来，在增城的客家人对增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，一些杰出的客家人成为社会名流。 历史上，与增城有缘的客家人不少。国父孙中山祖籍是增城客家人，其祖先从紫金县迁至增城，后迁至中山；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据考证是增城派潭镇河大塘村人。增城客籍人士考上进士、在朝为官的也为数不少，如赖志熙、古成之等。在近现代，客家人对增城的社会、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更加巨大。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，共产党领导的在增城的人民武装，成员大部分是客家人，他们为增城人民的翻身解放流血牺牲，光照千秋；解放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，客家人在我市政治、经济中发挥了主导作用，为增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；客家人在增城发展史上，占据了重要的一页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增城客家人将继续与和睦相处的粤语居民一道，为增城的发展出力，共同建设增城美好的明天，共同创造增城的辉煌。